一九六九年，是我们上山下乡的第二年，我们七个同学从常庄林场分到杜李村已经好几个月了，跟村里的老乡逐渐熟了起来。我们到村里以后没多久，村里回来了一个叫李相钧的复员军人，一同回来的有他媳妇张荣芝，还有一个叫小伟的小男孩，大概也就一岁多。
荣芝人长得很标志漂亮，身材匀称细高，大大的黑眼睛闪闪发光，一头秀发梳成两条辫子飘在身后，很特别的是，她的裤腿中央竟然会有笔直的裤缝，这在农村十分罕见。
李相钧后来当了大队副民兵营长，我们都叫他相钧哥。荣芝长我们几岁，一见到她，我就觉得眼前一亮，她不象农村的姑娘、媳妇那样“土气”，衣着打扮得体，相对也比较时尚，在她身上不知为什么，有种大家闺秀的风范，一看就是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，这种人在常庄那个穷乡僻壤是很难看到的。
今年十月十三日，我们十几个当年的知青相约回第二故乡禹县时才知道，荣芝姐出身豪门，是禹县余氏家族十荣兄妹中的最小“一荣”，一生命运多舛。在她身上有一种与当地村民不同的气质，这也就不足为怪了。相钧哥是复员军人，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办事干练沉稳，见多识广，但又不张扬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按触，我们很说的来，关系很不错，我很喜欢跟她夫妻俩人交往。按村里同龄人的辈份，我们应该管他老婆叫嫂子的，可是因为我跟张荣芝的关系好，平时能说得来，有如亲姐妹一般，所以我就管她叫荣芝姐了，当然了，其他同学还是叫她相钧嫂。
我家兄妹四个，上边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大哥长我十八岁，我是家里的老小。因为我从小隨母亲跟大哥辗转东北、武汉、洛阳生活，跟姐姐相处时间短，我们姐妹间相对来说关系就没有那么亲密，而从小跟大哥在一起，是一种既敬重又亲切的感觉，就是像大家说的那样，长兄为父吧！跟荣芝姐就不同了，我们亲密无间，犹如亲姐妹一般。
村里人都以为我们认了干姐妹，其实没有。当年，远离父母亲人，来到贫穷落后的农村，孤立无援，无依无靠，能有一个知心的姐姐是一件幸事，所以我心里早就把她当成亲姐姐了，没事就往她家跑。
几个月后荣芝姐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，曾经医院进修过。有一阵我经常流鼻血，她还医院医院的医生看过，经化验血小板极低，医生说是造血系统有毛病。我写信给洛阳的大哥，大哥很担心，并寄来很多药，那段时间我天天去她家，荣芝姐天天给我打针，这才好了许多。
荣枝姐的口才不错，那一年大队搞忆苦思甜，先是各家各户做忆苦饭，用红薯渣或者是红薯面做成窝头，用菜叶煮点菜汤，不放油盐吃着真是难以咽下。
下午大队在常庄村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，村民们毎人搬一个小板橙，八个生产小队的人都集中在了一起，坐了黑鸦鸦的一大片。忆苦恩甜大会开始了，会场寂静无声，连平时顽皮的孩子也都依偎在大人的怀里静了下来。荣枝姐走上讲台，讲起了父母在旧社会的悲惨经历，有生活的艰辛，有逃荒路上的不易；有生病无药医治的痛苦，有讨饭时挨打被狗咬的悲剧。讲得是激昂悲奋，哭得是昏天黑地。下边的村民，特别是老人、妇女，也哭得一塌糊涂，会场上一片唏嘘。会后大家都同声称赞说荣枝的口才真好，我还以为这是她家的亲身经历呢。
会后好久，我才知道这是上面找的发言材料，真佩服她的口才呀！讲得如同她的亲身经历一样。(备注：今年十月十三日回禹县时，我听说了余家大院的故事，这才知道荣芝姐是个苦命的人，她爷爷余化彦和父亲余宝田都是禹州商界名人，父亲一九四四年残遭日本鬼子杀害时，她还在母亲腹中尚未出生。父亲死后家道逐渐败落，她出生后不久，母亲带她改嫁乡下，生活极其艰辛不易，演讲时触痛了她的心底，所以才那么伤心难过。)
这时的荣枝姐，脸上洋溢着初为人妻、初为人母的幸福。
一段时间以后，河南省电台来禹县招无线电专业人员，相钧哥在部队就是搞无线电的，顺理成章就去了河南电台，当时建了一个军用电台，基地就设在神垕，培训班在荥阳。谁知道，相钧哥这一去就成了别离……，其中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至今在我心里还是一个迷。也许，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悲剧？这件事，彻底改变了荣芝姐和整个家庭的命运。相钧哥走后还不到半年，我们就招工回城了，后事我也就不得而知了。
这时的荣枝姐，孤儿寡母，生活艰辛，滿脸憔悴，沉重的生活和精神压力让她陷于困境。
记得有一次我回洛阳探亲，几天后又回来了几个同学，荣枝姐她婆婆叫人捎信给我，让我帮着给她家老二买一条凡尔丁（当时比较时尚的化纤布料）裤子料，老二该找媳妇了，要当见面礼。
那时候是计划经济的年代，买什么都要凭票。买棉布要布票，买油要油票，买粮要粮票，有好多东西要工业券，像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等等都要工业券。我到商店问了一下，买一米凡尔丁要二分工业劵，当时城市居民一年一个人只有两张工业券，一张工业劵是十分，如果想买一个大件，全家人的工业劵加起来也不够用。我回家以后跟大嫂讲了这件事，告诉她想要二分工业劵给农村的老乡买一米凡尔丁裤料。大嫂说：“咱家刚买了缝纫机，工业券都用完了。”听了大嫂的话，我失望极了。钱没了可以管别人借，工业券没了可没人借给你，太金贵太少了啊！
回农村以后，荣枝姐她婆婆虽然嘴上说没事、没事，可我也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失望，我更是十分愧疚，连老人家这么小的一个忙也没能帮上。这种发自内心的愧疚，一直伴随着我。我心中暗想：等到什么时候我有能力了，再回禹县时，我一定用其他方式来弥补一下。但是，回城五十年了，阴差阳错种种原因回乡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，这也是五十年来最大的遗憾。
五十年前的十月十八日，我们柴油机厂中学和长春路办事处的十几位知青，响应毛主席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贪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号召，跟洛阳市老三届的初中、高中应届毕业生一起上山下乡了。
我们做为洛阳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，一群十七、八岁的学生来到常庄插队落户了，从此，我们就有了一个特殊的名字——知青。
知青知青，是一个特殊的、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群体，是历史的产物。在常庄的三年里，我们从麦苗、韭菜都分不清的城市学生，在乡亲们的帮助下，学会了做饭、洗衣，割麦、锄地，跟大家一样出工干活，自食其力。在乡亲们的身上学到了纯朴善良、勤劳吃苦的优良作风。常庄的田地里，留下了我们劳动的汗水，常庄的小路上，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足迹。
三年的知青生活，在我们的人生经历中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，这是一段永远也割不断的回忆。回城以后，大家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忙碌，都有了家庭，有了儿女。退休后更是各奔东西，上有年迈的父母需要护理，下有孙子、外孙需要帮忙照顾。尽管我们分散在全国各地，但是时间和距离隔不断我们对常庄深深的思念之情。
下乡禹县的同学相聚小木屋一起商议重返第二故乡——禹县的事谊去年五月份分散到全国各地的同学回洛阳相聚，大家又提出了回禹县的事宜，一致同意到下乡五十年之际，回第二故乡看看去。说着容易，可是回城五十年了，和村里完全失去了联系，怎么回去？几经周折，通过县，古城镇联系到了村支书，但是几个月后支书患病，又断了联系。
四月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给相钧哥的二弟写了一封信，因二弟患老年痴呆，村里把信转到了小弟手里。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小弟新庆因一次事故中成了残疾，下肢瘫痪不能行走，是他拖着伤残的躯体，与村委会联系，一次次打电话，联系了在外打工的当年小伙，联系了村里出嫁的闺女，促成了我们的返乡之旅。
一封不知能否收到，但又充满期待的信。
在下乡五十年之际，同学们从上海、北京、重庆、郑州等地赶回洛阳，我们一起回到了这里，回到我们离开五十年的：第二故乡——常庄，来看看久别的乡亲，来看看魂牵梦绕的土地。一踏上常庄的土地，我们就被村民的热情深深感动。
老乡们在村头拉起了欢迎的横幅，电线杆上也贴上了欢迎的标语，就像过节一样欢迎我们回家。一张张热情的笑脸，一颗颗滚烫的泪珠，一双双紧握的双手，记下了我们和乡亲们永恒不变的深厚感情。临走时，乡亲们把一捆捆粉条，一包包花生，一壶壶香油硬塞进我们的车里……滿滿的诚意让我们感动不已。镇政府的领导听说我们回去，推掉了所有的会议，连自己亲侄女的婚礼都没参加，来参加大队为我们举行的欢迎仪式。还有两位记者朋友全程给我们照相，我们走后还没到酒店，就把拍摄的照片制做成美篇发给了我。这次返乡之行，我们收获的，除了感动还是感动热情相拥。
快走吧！回我们的老屋看看去！
快点，村里等着给我们开欢迎会呢！
给村委会送上骆驼和马，让骆驼给家乡驼来好运，让家乡的事业马到成功！
给镇里送上骆驼，希望镇领导象沙漠之舟骆驼一样，不畏艰难困苦；象骏马一样脚踏实地，带领群众腾飞致富。
拿着吧！这是阿姨保存了五十年的，你和你妈妈的照片！
今年四月，李巍参加余氏家族洛阳聚会，我们电话约定在航空大厦见上一面。那天，当他从马路对面走过来时，我一眼就认定是他。他跟相钧哥眉目神情长得很像，就连走路的姿式都神似。只是个子高一些，可能是荣芝姐的遗传基因在里面，他妈妈个子就不婑。当听他叫了一声“冬香姨”，我心里顿时暖暖的。这段时间，不论是